购买任何域名请联系

品牌顾问:

联系电话:

QQ:

邮箱:

林毅夫:有必要采取反周期稳增长措施

四大领域发力有效投资 十三五经济实现年均7%左右增长完全有可能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日前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就业、金融安全和2020年两个“翻番”目标三大因素确定了“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速必须要达到6.5%以上,并尽量实现7%左右的增长。从中国的产业空间、政策空间、民间储蓄等多重因素看,“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实现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
对于近两年经济形势,林毅夫表示,中国经济自2010年以来就一直处于下行之势。近两年虽然趋稳,但还没有完全稳住。应当看到,中国经济这一轮下行,更多的是外部性、周期性因素所致。如果没有必要的反周期措施,经济增长率还会继续下滑。因此,政府一方面要坚定结构性改革,另一方面要采用必要的反周期、稳增长的措施。
林毅夫称,对那些短期、长期都能增加需求的结构性改革措施,可以提前来做,比如对企业减税、“二孩”政策等。这些改革措施短期会增加投资和消费,长期也利好经济增长,要加大力度做;对那些短期会抑制消费、增加风险的结构性改革措施,应该审时度势更加谨慎。

6.5%以上增速:必要性+可能性

中国证券报:“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速下限预期是6.5%。如何评价6.5%这个下限?
林毅夫:先从必要性来看,“十三五”期间经济达到6.5%以上的增长是必要的。十八大提出了到2020年两个翻番的目标:国内生产总值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城乡居民收入也要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番。十年国内生产总值要翻一番,平均每年增长速度要7.2%,前几年都增长得比7.2%高,从2015年到2020年的增长速度可以低一些,6.5%就可以了。
但我们还有一个目标,即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要翻一番。对于这一目标,必须考虑人口增长因素。有没有可能GDP增长6.5%,靠收入分配往家庭倾斜来实现第二个目标?理论上是可行的,但会出现一个问题:经济增速在7%左右的情况下,企业盈利状况已经不是太好。如果说经济增长率是6.5%,收入分配还要往家庭倾斜的话,企业的盈利状况会更堪忧,这可能造成失业的增加。
2014年的就业是相当好的,新增了1322万的城镇就业,超出了去年初预定的目标。但如果经济增长放慢,低于6%,企业的盈利状况就会很不好,很多企业对未来的预期发生变化,可能就关门了,有可能出现断崖式的倒闭潮。而保持7%左右的增长速度,有利于企业的信心,把员工保留着,也就保住了就业。所以,要保持较好的就业率,就必须要有一个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预期。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企业绝大多数是靠银行贷款进行投资经营,杠杆率比较高。如果较多的企业倒闭,可能会造成呆坏账数量的增加,影响金融稳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十三五”期间经济需要保持6.5%以上,尽量达到7%左右的增长,就能够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两个翻一番目标。
从可能性来看,我觉得中国实现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完全有可能。我们回旋余地大、政策手段多。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人均收入不断增加,前提是越来越高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现有产业中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效率;二是通过产业升级,将现有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配置到附加值更高的产业。政府可以因势利导,推动产业从中低端向中高端,以及从中高端向高端升级,实现经济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预计到2020年前后中国将跨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2615美元的门槛,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从政策角度看,一方面中国政府负债率占GDP的比重不到60%,在全世界处于最低水平,积极财政政策空间大;另一方面,我们的利率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而且准备金率也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说明货币政策调控还有较大空间。除了政策空间外,中国的民间储蓄率高,占GDP的50%,可以用政府的钱来撬动民间投资。此外,中国还有3.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以购买投资所需的进口设备、原材料等。
以上这些都是中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具有的优势。其他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下行的时候同样也有很多投资机会,但可能本国政府负债率高,缩小了政策调控空间;或者民间储蓄低,用政府的钱撬动民间投资的可能性小;或者外汇储备不足,无法购买更多的投资设备和原材料等。
所以,把我们的回旋余地和政策手段用起来,政府因势利导,即使在相对不利的国际外部环境下,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和两个“翻一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承认外部性与周期性影响

中国证券报:从目前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的预测来看,今年经济增速可能在7%左右,明年可能继续下行。您怎么看近两年经济运行态势?
林毅夫:中国经济自2010年以来就一直处于下行之势,近两年虽然趋稳,但还没有完全稳住。
到底什么因素导致中国经济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到现在持续这么长时间的下滑?国内有两个盛行的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政府采取的4万亿投资造成的后遗症;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机制结构性增长方式导致的经济下滑。总结来看,这两种观点都认为问题来源于中国内部,但我不完全同意以上两种看法。我认为,中国经济这一轮下滑,更多的是外部性、周期性因素。
从2010年到2014年,新兴经济体巴西、印度以及高收入经济体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都经历了经济下滑的过程,与中国相比,他们下滑的幅度相对更高。因此,认为中国的经济下滑是由于中国的4万亿刺激政策和体制机制问题造成的并不客观。
我们确实是转型中国家,我们也存在问题,但不能把外部性的问题看成我们自己的问题。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慢了,直到今天还没有真正完全恢复,导致消费增长也慢了,对于外部的进口自然减少,这对于中国的出口和经济增长造成较大影响。数据显示,改革开放后,我国对美国的年均出口增长率为16.8%,今年前三季度的增长率是-1.8%,这反映了外部周期性影响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我们不能把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都说成是自己的问题,对于我们自己的问题要下决心去改,这样的话我们的政策才会比较客观、比较理性。
如果中国经济继续下滑,“两个百年”、“两个翻一番”的目标能不能实现,就会打上一个大的疑问,国内、国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对中国道路的信心都可能会打上一个问号。那么,怎么样对这个问题进行理解,以便采取有效的措施是非常关键的,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

反周期措施着力点在投资

中国证券报:在外部性、周期性问题的影响下,是不是应该有一些反周期的措施来稳定增长?
林毅夫:如果没有必要的反周期措施,那在外部性跟周期性因素影响之下,经济增长率还会继续往下滑,会出现两个后果:一个是失业问题可能会爆发。中国经济增长率低于7%的时候,企业的盈利令人担忧,经济继续下滑很多企业会倒闭,失业率猛升。第二是系统性金融风险可能会爆发。在中国目前的金融安排下,大部分企业有较高的负债率。如果很多企业在同一个时间段关门倒闭,银行坏账高企,迸发系统性的金融安全问题的几率很高。如果这两个问题出现,任何政府都首先要“救火”稳定社会,那时候很多措施都很难实行,甚至会出现倒退的风险。
因此,政府一方面要坚定结构性改革,另一方面要采用必要的反周期、稳增长的措施。
对于结构性改革,要分别对待。对那些短期、长期都能增加需求的结构性改革措施,可以提前来做,比如对企业减税、实施“二孩”政策等。这些改革措施短期会增加投资和消费,长期也利好经济增长,要加大力度来做;对那些短期会抑制消费、增加风险的结构性改革措施,应该审时度势更加谨慎。
需要强调的是,政府利用反周期措施来启动投资和消费,着力点应放在投资上。不能只依赖减税来刺激消费,刺激消费不能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必须靠投资创造对过剩投资品的有效需求。
目前我们国家过剩产能最严重的部门是投资品部门,像钢筋、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但投资品不能直接作为消费品,必须靠投资才能够创造对它们的有效需求。

精彩评论 0

还可以输入100个字,评论长度3个中文字符以上
95919000:2017-04-24 13:05:23